流动性管理以及结构性管理工具需相机进行创新。
考虑到每年新增贷款还将继续增加，各类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如果能够快速增加并超过新增贷款规模，那么，要达到公司债券余额与贷款余额相抗衡程度，不是短期内所能实现的。由此，在这些变量互动和竞争中，存贷款利率市朝改革进程逐步向宽度和深度展开。
单位：亿元 作者：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 来源:中国证券报 进入专题： 利率市场化 。金融创新的过程，是不断满足实体企业和城乡居民的金融投资需求，使这些资产逐步按照市锄制配置展开的过程。从利率看，公司债券利率对资金供给者和资金需求者是同一利率，它高于存款利率低于贷款利率，不存在由存贷款金融机构媒介所引致的存贷款利差现象，因此，既有利于资金供给者也有利于资金需求者。 加大金融产品创新 第三，加大金融产品创新力度，为存贷款金融机构业务结构调整和商业模式转型创造可选择的条件，也为实体企业和城乡居民在变存款为金融投资过程中提供充分可选择的金融产品，由此，推进存贷款利率的市朝改革。在调整外汇资产理念的基础上，分离央行以储备资产之名所拥有外汇资产。
从资金供给看，虽然通过购买公司债券，资金流向实体企业，实体企业又将这些资金存入存贷款金融机构，似乎并没有减少资金进入存款的数额，但它避免了由贷款所引致的派生存款发生。具体来看，主要包括三条路径。利率市场化中国最后需要做的不多了。
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做，第一条是希望在适当的程度上仍然对资源的配置保有重大的影响力。具体的来看，金融改革最核心的是两条，国内是利率市场化，国外是人民币的国际化。与此同时，要素投入品市场，比如说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资本市场、能源市场，凡是能够用于生产、投资、投入的要素，它们的市场仍然存在非常普遍而且严重的扭曲。要素市场的扭曲其实碰到了一个难以为继的问题。
在经济当中这两个效应是同时存在的，只不过有的时候慢金融效应为主，有的时候是新发现的效应为主。黄益平认为，除了国有和民营之间的双轨制，或者叫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双轨制以外，其实在过去的改革当中在产品和要素两个市场之间还有一个双轨制。
金融改革是结构转型中最重要的核心 金融抑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但是到了本世纪以后，金融抑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变成了负的，对经济的伤害越来越严重。90年代的很多改革，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希望缓解或者解决我们第一个双轨制的问题。第一个双轨制的策略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那么中国金融改革的短板在什么地方？第一个是开放市场，第二是改善机制。
黄益平说，全世界分为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50人论坛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发表了题为金融改革与中国经济转型的主题演讲。人民币国际化涉及到汇率的改革，资本项目的改革，跨境资本的使用等问题，最后能不能让人民币变成一个国际储备货币，最终是由国际市场决定的。 要素市场扭曲让发展难以为继 在国有和民营的双轨制或者计划与市场的双轨制以外，其实在产品和要素两个市场之间还有一个双轨制，导致一方面增长速度非常快，另一方面结构性矛盾很突出。
然而实际情况是，一些问题在发展中解决了，一些问题没有解决。这就导致了消费占比越来越低，消费疲软或者消费不足。
这个比重现在是200%左右，在全世界都已经非常高了。但是从治理结构、治理框架、治理行为上看，很难说它的决策已经变成了真正的市场行为。
如果分析是对的，中国以后的经济模式和中国经济的特征会和过去30年有很大的差别。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更明显，甚至过去相当一段时间，新公司股票上市配额(IPO )都是由政府来决定的，市场已经形成，但是市场的作用非常有限。非国有、非计划经济这一块变得足够大以后，就几乎可以忽略国有、计划经济这一块，于是中国就进入了市场经济。大型的国有商业银行，现在已经是上市公司了。最后把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总是要爆炸的，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于是现在碰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过去改革的方式和过去增长的方式，创造了很多成绩，但与此同时带来了很多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一些是结构型的，有一些是制度型的，很难克服。
因为中国债券市场的利率已经放开了，货币市场的利率放开了，甚至贷款利率也已经放开了。到了中等收入国家，到了中国今天这个地步，就必须加速金融改革，才能让经济保持持续的增长。
但是到后来发现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效应。但是它起码能够快速有效地把储蓄转化成投资，这样的话经济可以很快增长。
但是到了中等收入国家以后，这个影响就非常显著。黄益平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这个水平，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很多讨论是关于中国应该怎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双轨制或者渐进改革是非常好的改革方式，同时它又有很多难以克服的问题，难以逾越的障碍，比如说行业垄断、利益集团、官员腐败，这些问题不能简单的说都是过去改革的问题，但是有相当一部分问题是跟过去的这种改革方式有关系。第二，我们要加强监管，同时违约包括个别金融机构破产是必须的，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行。一方面金融高速发展，另外一方面在金融体系当中政府保留了各种抑制性的政策。上面说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最突出的两个特征，一个是增长速度非常快，一个是结构失衡很严重。
现在来看，中国的增长速度已经在下降，但是没有出现过去一直担心的大面积的失业和社会动荡等问题，说明经济结构已经在发生变化。 问与答 问：为什么还需要两年时间来放开金融改革？ 黄益平：为什么大家觉得要慢慢来，主要是希望在开放的过程当中，我们能改善效率，但同时不会受到危机或者金融不确定性的巨大伤害。
这些金融活动，简单的来说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资金配置的效率，对于投资人、对于融资人都有好处。双轨制的核心是把原来计划内的一块继续保持，在计划外生出一块市场经济，并且让它高速增长。
第一个是降低效率，因为是政府在配置资源，并不是市场配置资源。尽管大方向是往市场经济走，总体的改革是往市场经济过渡，但是如果在36年以后的今天看中国经济，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产品市场，包括农产品、制造业的产品、服务业的产品，大多数的都已经放开，它们的价格基本上是在市场上由供求来决定的。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很多经济学家做了测算，中国当时的银行坏账率高达40%。也就是说在低收入国家，金融抑制与否对经济增长没有很显著的影响。土地变成财产帮助农民在城市里面定居，减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可能用他的土地财产构建城市住房，甚至支持他的社会福利体系。但是现在似乎有不同的看法，到底下一步能不能很快地走，我不是很有信心。
与此同时，政府还需要对金融体系有一定的控制力。关于这个问题，黄益平研究发现，2008年以后总消费占G D P的比重开始回升。
第二个问题是市场上很多存在软预算约束的主体能不能先改变它的行为。最后得出的结论很简单，金融抑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但是到了本世纪以后，金融抑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变成了负的，对经济的伤害越来越严重。
但是我们这个增长模式可能会更加可持续，这也是我们很想做的很重要的结论。他可以用他的宅基地作为抵押来融资，也可以帮助金融活动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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